回帖：　　新一阶段的行动很快启动，家长们建立了“我要高考网”，并组建起QQ群。通过媒体了解到教育公平行动并希望参与其中的家长们，都可以加入到QQ群组中。当前，教育公平行动已经有了18个群，近千名家长在这里进行讨论，建言献策。各个群中比较活跃的家长，则作为管理员，由他们组成“理事会”，每半个月碰头开会，以一人一票的形式，对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策。他们最主要的活动，便是让更多的家长在建议书上签名，扩大影响面，争取更广的支持。
　　2011年上半年，上海、深圳和广州也陆续有家长加入了教育公平行动的队伍。不同区域间的家长通过网络交换经验和政策动态，他们也在本地开展起类似的活动。
　　一家人所面临的头号难题，便是孩子上学。按当时政策，外地户籍的“流动儿童”，原则上应回户籍地接受义务教育；只有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且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才可申请到北京市的中小学借读。与之相应，家长需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等多份证明文件（通常简称“五证”）。

　　然而，事情并非想象中那样顺利。在一些学者的支持下，胡杨邀约几位家长，就小升初不分户籍进行电脑派位的建议征集签名，以此为依据,polo ralph lauren pas cher，再去和教委沟通。

　　“初中上了，但三年之后，还有高中。就算能在北京读高中，高考也得回老家。”兰桂对此深有感触。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部门在颁行新的公共政策前，极少数会向公众征求意见。除了“接访”，也无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直接对话的制度平台。尽管家长们主动去和维稳、公安部门沟通，要求就他们组织的研讨会或签名活动进行备案，但也会遭到对方的拒绝。

　　她的大女儿，便是在高中环节被送回了四川。在老家孩子并无学籍，仍须借读，一年要交1万元赞助费。而家中早已无房无地，女儿一人在学校无亲无故,christian louboutin，甚至连语言都不通。孩子每天哭着打电话要回家，成绩一落千丈。兰桂一年后还是把孩子接回了北京。但最终，大女儿也没能参加高考，读了一所民办大学的专科。“高考的户籍制度不打破，没有户籍的孩子们都将面临我女儿这样的困境。”
　　6月23日，家长们第12次前往教育部递交诉求。这一天也是他们为打破高考户籍限制而发起的教育公平行动一周年。
　　尽管每一次集体活动，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家长们准备继续每个月都向教育部门递交诉求，直到合理的政策最终出台。同时他们也计划在法律框架下寻求突破点，希望找到合适的案例进行司法诉讼。“即便这件事和我孩子的切身利益没关系了，我也要继续下去。”胡杨说。
　　一次，胡杨偶然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和另一位外地家长共同撰写的《关于非北京户籍子弟上学权利的呼吁信》。她根据文后的联系方式找到了这位家长，后者告诉她，“政策一定会有松动”。胡杨于是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
　　也有很多家长不愿放弃。“即使我的孩子回老家去了，我还要继续参与这边的活动，推动社会进步。”一名家长说，“我是一个妈妈，更是一个公民。这个制度不公平，教育不公平，正是作为一个公民，我才要去推动它的改进。”网名为“知行”的家长，他的孩子才刚刚满周岁。“如果我们都不努力，没有人去推动这个事情，那等我孩子高考时也不会解决。”
　　“我是硬着头皮上。”胡杨说。当时女儿班上开始发放小升初的“学生信息卡”。全班学生中，外地户口的女儿和另一学生没有拿到。女儿回家，满脸憋得通红，流着眼泪问：“凭什么没有户口就要低人一等？我不能和大家一样上初中，就是因为我没有户口。”
　　意外的是，北京市教育新一年的升学政策2010年4月13日出台，其中提到，“学校应首先接收服务片内学生，保证本片内每个应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在新学年开学时都能够入校就读，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失学”。

　　胡杨是教育公平行动的“元老级”家长之一。她和丈夫原在新疆的一家国企工作，2003年丈夫先调至上海，一家人的户籍随后迁至上海。2004年，丈夫又因工作调动来到北京。因不堪两地分居，2004年8月，胡杨辞掉工作，带着马上就要读小学的女儿一同来到北京。

　　有学者将这些同样境遇的外地家长聚拢，开了一次座谈会。这些素不相识的家长达成共识：要继续为孩子的未来而努力。多次讨论后，他们拟就一份建议书，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诉求。其一是呼吁打破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按照居住地报名参加高考，并提出以“居住证+学籍”或者“多年纳税证明+学籍”的具体标准；其二则是避免打破户籍限制后的“高考移民”，实现全国高考统一命题、重构分省指标的招生制度。
　　他们告诉这些在北京打工的“外来”商户，因为外地户籍的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参加不了高考，他们需要积攒更多的签名和支持，向政府部门表明诉求。“教育公平，以人为本。